论吴与弼耕读教育思想
【来源:未知】 【发表时间:2017-09-22

论吴与弼耕读教育思想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付忠莲


[摘要]吴与弼为明代理学开山人物。他创办小陂书院,倡导耕读教育思想,培养出了一批著名学者。其耕读教育形式独特,内涵旨在立德进德。多为弟子所继承和发展。意义影响深远。
[关键词] 吴与弼 耕读教育 小陂书院


吴与弼是明初一位有影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,其所开创的“崇仁学派”对明代学术思潮和教育思潮的兴起具有“启明”的作用。他创办富有特色的小陂书院,培育弟子众多,其中不乏有显赫成就者。学术史家黄宗羲编撰《明儒学案》时,以吴与弼的“崇仁学案”为开篇第一卷,其原因正如他所评价的:“微与弼,焉得后时之盛哉?”[1]在吴与弼的的教育思想中。他的耕读教育思想独树一帜,影响颇深。因此,对吴与弼的耕读教育思想进行研究颇有必要。

一、    吴与弼的生平

    吴与弼(1391-1469),字子傅,号康斋。江西抚州崇仁人。吴与弼的生平经历可以从《吴聘君年谱》中反映出来,七岁学对句,十二岁进京探望在京任国子司业的父亲后,留在京城学诗赋,学举子业,十九岁时,偶然读到朱熹的著作《伊洛渊源录》,令其神往,慨然有志于道,说:“睹道统一脉之传,不觉心醉”[2]从此,吴与弼放弃学举子业,独处小楼,专攻四书、五经、诸儒语录,体贴身心,醉心于程朱学说,不下楼有两年之久。吴与弼学成之后,在家乡小陂书院讲学授徒,但仍耕种田地,率领弟子过着耕读式的生活。晚年受到朝廷征召,授予左春坊左谕德之位,负责辅佐太子读书,但吴与弼以年老多病为由,拒不就职。吴与弼一生过着读书、耕种、教学、出游、做圣贤工夫的生活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二、   耕读教育的形式

    吴与弼的耕读由两种形式组成。第一种形式是边耕边读,就是将书携带到田地里头,或辍或作,辍时读书;这时读书成了一种休息方式。如《日录》记载:“莳蔬园中,虽暂废书,亦贫贱所当然”“往亲农途中,读《孟子》与鲜花相值,幽草自生而水声琅然,廷伫久之,意思潇洒”。 劳动时读书与书房时读书有绝然不同的感受。劳动时读书能体会到在书房读书没有的感觉,劳动时读书能更贴近大自然,直觉感受得到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生意盎然。对于崇尚自然的与弼来说,户外劳动时读书,能够将自然界与圣贤世界紧密联系起来 ,他感到万分高兴。他感觉他所读书的圣贤世界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,两者都在创造世界,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维持和延续生命。边耕边读带给与弼的不仅是享受自然的快乐,还有读书充实之乐。耕读带来的充实之乐与弼描述的很多。例如《日录》:“夜徐行田间,默诵《中庸》字字句句,从容咏叹,体于心,验于事,所得颇多”。
    耕读的第二种方式是工余读书,“归则解犁,饭粝蔬豆共食”。[3]一天的辛勤劳动结束之后,师生一起共进简便晚餐,之后就到了晚间集中读书时间。或由老师讲解,或读书自学。其诗《讲罢偶成》,反映了他工余讲学情形,“万事应须任所遭,胼胝农圃敢辞劳。西斋讲罢心如水,又对凉天霁月高”。[4]在与弼看来,工余后读书是件很享受的事情。“食后坐东窗,四体舒泰,神气清朗,读书愈有进益,数日趣同”。[5]甚至听弟子工余之后的琅琅读书声,对与弼来说也是一件乐事。如《日录》记载:“东斋对月,花竹参差,清景可爱,听诸生诵声,甚乐”。反映工余读书的典型诗句是:“田圃工夫日破除,小窗灯火夜读书”。[6]

三、   耕读教育的内涵

    吴与弼创办的小陂书院,就是一所为农家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学校。小陂书院实质上就是一所耕读式的道德教育书院。与弼耕读教育思想的提出有何目的呢?依当时与弼生活境况来看,自有缓解生活压力的部分原因在内,但不可视为经生之业。如果说耕读教育是为了解决生活出路,当家境窘迫时,大可改弦易辙,因为他曾几次受到朝廷任职的荐举,都被他一一回绝。况且,还有重要的一点,与弼办学是不收费的。娄凉《康斋先生行状》载:“四方来学者却其来修虽饥寒切身有所不顾。……间有寒士欲就学者,辄馆毂之,惟恐人不入于善”。娄凉说与弼不收学费,甚至供应学者的生活,以与弼的清贫而言,是很难得的,可见他视教育为道,而非谋生工具。再从学生方面来考虑,弟子入耕读教育之门,也决非为就业作准备。拿弟子陈献章来说,他在拜与弼为师时就已入仕途,如果是为了学职求业的话,大可不必到乡间来求师。再从与弼弟子授业后的出路,主要是过着像他一样耕、读、教三为一体的生活。由此可见,与弼创办耕读教育书院的出发点并非为生计考虑。既然这样,与弼提倡耕读教育目的到底在哪呢?通过分析以下与弼对弟子的受耕读教育后的评价,就能窥见一斑。有一年小陂(书院)遭火灾,吴与弼带着诸弟子封堤防水,对这次劳动,与弼评价道:“诸生尽力救水甚善,此之谓尽也。事虽莫济,分则尽矣”。[7]事虽未果,但尽心了;与弼对他们的行为加以称赞。杨鑫辉认为,吴与弼对耕读教育的评价,并不是以劳动后能够创造多少财富来衡量,他关注的不是弟子耕读教育后带来的财富上的成果成效,而是基于从人性出发,以人心的转变为重。通过耕读教育,使学者身、手得到践履,在不断的尽已本心劳动中,内在德性得以发挥。[8]由此可见,与弼耕读教育的目的旨在立德进德。至于耕读为什么可以立德进德,与弼有下面两种认识。第一,学者耕读,可以抚育天地,从而立德。对于自然界的美景,吴与弼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审美家,而是从一个被大自然抚育的一份子的角度来感受自然界的生气。阳光明媚的一天,他正在户外欣赏风景,美丽的景色使他情不自禁地想起《遗书》中的一句话:“先王以茂时对育万物”。也就是人与自然界共同承担互相抚育的责任。基于这种认识,就不难理解以下与弼的解释。《明儒言行录》记载了吴与弼外出视察农耕之轶事,吴与弼的弟子在田里耕地,吴与弼故意问他们在做什么,他们回答说在耕地,这时吴与弼微笑地纠正他们说:“不,你们这是在改造和抚育天地。”与弼认为,学者在耕种的同时,还是在帮助抚育天地的过程。通过生产劳动,将自然界运行的“理”与学者内在的“理”发生联系,使生产劳动和立德建立联系。第二,学者耕读,可以养成务实作风,从而进德。吴与弼很关心自己弟弟的成长,期望他养成为人踏实、做事务实的品行,所以他提议让他弟弟到乡间来接受耕读教育锻炼。当他得知父亲要将弟弟送来乡间跟他学习时,他高兴地给父亲回信道:“盖不惟乡里纯朴、清俭,可以为进学德之资,抑早有以知稼穑之艰难,则他日可不流于放逸。”[9]在信中,与弼大力陈述接受耕读教育的好处,同时也揭示了他创办耕读教育书院的目的所在。吴与弼所倡导的耕读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传统中的一份宝贵财富,其中所蕴含的勤劳俭朴的美德培养、勇毅刚强的品德化育和师友共济的氛围营造,成为完善个人道德的基础。

其一,勤劳俭朴的美德培养

吴与弼每天起早贪黑,驾着犁耙耕作,粗活细活都亲力亲为。在乡里,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,每次到京城太学去省亲,都是布衣旧鞋,无人知他是国子监司业之子。父亲吴溥的朋友孔谔评价吴与弼道:“与与弼谈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之象,今虽见迂,后当大显。”[10]除了自己参加劳动之外,与弼还要求弟子也参与。对于贪图享受的非劳动观点,他是严厉斥责的。《明儒学案》又载:一日,天初晓,与弼就起来打谷了,而他的弟子陈献章却还没有起床。于是先生就在他的房门外大声说道:“秀才怎么可以这么懒惰,这样下去,哪天才到得了圣贤的境地啊!”可见,与弼认为知识分子应注意治生,不可游手好闲,养成一种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的恶习。另外,与弼还致信给他父亲,陈其对诸弟的期望说:“诸弟于学,初犹未嗜。覆车之辙,诚不愿其蹈也。士友自京来者,深言其富贵相习后难处于乡。男默自惟念,生长于饱暖之中,居养所移,无足怪者。伏望大人善教,俾裁损旧习,素净来归,渐亲稼穑,日与乡里士友渐磨,其进其成实未可量”。[11]对处于富贵饱暖之中的学子,与弼认为尤须树立耕读观念,参加生产劳动,以培养勤俭作风。抱着“学者须亲细务”的理念,与弼带着弟子一起下田耕作放牧,同时一边讲解四书五经。《明儒学案》上说他曾与弟子在雨中披着蓑衣,一边耕作,一边指着农具,教导学生万物中都蕴藏着易经八卦的道理。等着耕作回来,又一起炊饭煮菜,和弟子一起用餐。与弼师生一同耕读,一同饮食,生活虽然清苦,却都乐道安贫。
其二,勇毅刚强的品德化育

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包含有勇毅刚强的内容。对于勇的含义,古代人具有严格的区分与定义,认为只有舍生取义、具有为道德真理献身的精神的人,才能称得上是勇;而为个人私利而牺牲的匹夫之勇、好胜之勇是不能称之为勇的。耕读文化中的勇毅刚强的真正内涵是一种真正体悟“道”的人敢于担当责任,敢于面对困境,敢于舍生取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。[12]勇毅刚强的人对名利不动心,把生死看得很轻。吴与弼就是这样的人,他放弃高官爵位,一生甘愿做一名默默无闻的田园教师,万事万物他都循理而行。中年以后,与弼生活贫困,身体也不好,屋子没钱修理而经常漏雨,衣食不足,有时达到不得不经常向隔壁邻居借粮度日的地步。但是,与弼身处逆境,却能不屈不挠,将困难当成对自己的一种磨炼;与学生一起边耕边读,自力更生。他常说:“屡有逆境,皆顺而处。”[13] “人须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。”[14]《明儒学案》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:有一天,与弼与弟子在田中收割稻谷,手指不小心被镰刀割伤了。这时他忍痛说道:“为学的人就是要养成坚忍的习性,岂可因为受到一点外物的侵害就扰乱了心志!”于是继续割稻,就像是不曾发生任何事情。吴与弼不仅自己在生活上显露出勇毅刚强的品德,为学生树立了良好的道德典范,而且还引用孟子的话,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”以勉励学生不畏艰难险阻一心向圣贤之道。耕读过程中必须要吃得非常人之苦,办非常人之事,其中克服种种困难的过程就体现了学者勇毅刚强的品德。

其三,师友共济的氛围营造

与弼认为,师友的作用在于能够促进个人学德的进步。从与弼信件描述来看,他的很多进步得益于师友的辅助。他在一封信中大力赞扬师友的作用说:“辅仁之功一何大也夫!”[15]反过来,与弼也毫不吝惜地给他的学生提供师友般的帮助;他认为师生之间就应该象师友一样互相帮助,他说:“古人生于交友者资以辅仁,仆敢自私哉?”[16]从信件来看,与弼确实为他的师友提供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。从与师友边耕边读的交往过程中,与弼体验到了师友的价值。于是,他便在师生之间积极营造这种师友共济的氛围。他甚至把师友交往当成教学的一部分,告诫学生要欣赏并珍惜师友之情。他主张要利用师友关系互相往来,在来往过程中互相讨论并澄清问题,或鼓励或指责对方的行为。为师友排忧解难,同时也分享对方成功带来的快乐。在与弼看来,师友就像两条相连的湖,需要互相滋养,互相充实;因此,他将师友交往称为“丽泽”。 与弼带学生出外郊游所作《牧大同原杨林坑即事》一诗,诗中说:“偶携二三子,丽泽同箴规。”诗中反映出他让学生在交往过程中互相提建议,恰如相连的湖一样互相受到滋益。通过这些活动,让学生体验到师友的价值,从而,重视师友的辅助力量。有一位名叫谢胖的学生,陈献章的朋友,来自广东,他要返回家乡。与弼先生给他作了一首题为《丽泽堂记》的诗,诗中说道:“圣人谓天下互相滋益之大者,惟朋友讲习云。”叮嘱他返乡后要在师友的帮助下继续保持学业进步。此外,“丽泽”的主题还出现在与弼赠送给其他要离开的学生的诗中,例如,诗《赠娄谅归上饶》中写道:“稚志谆谆在广居,贤便盛德远吹嘘。独怜樗散空衰迈,丽泽何时重超予。”诗中寄托了对学生娄谅的敦敦厚望,希望他能继续借助“丽泽”般的师友力量,使学德有长进。另外,与弼《与黄景章教谕书》信中写道:“寓于普济寺,寺极幽旷,学中师友日相往来”,表明与弼利用与学生一块出游的机会,为学生营造师友互相往来、互相帮助的气氛。与弼经常与学生一块出游,让学生感受到师友情谊,即使到了70岁高龄,还和很多学生一起出游阴源、倒桐塍、石牛埠、方家坪、曲冈、杨溪、狭原等地,创造了很多师友交往活动,营造了师友共济的氛围。
 吴与弼耕读教育思想基本上被其弟子所继承。从弟子的出路来看,大多数都是过着在乡讲学、边耕边读的生活。胡居仁在与弼先生的影响下,决定不去参加科举考试,回家过着耕读生活。筑室于梅溪山中。常与娄谅、罗伦、张东白会于余干弋阳龟峰,其学号为“余干之学”。曾任白鹿洞书院主持,讲学于贵溪桐源书院。娄谅在乡中举之后,再在家读书十多年,才去参加殿试,列于乙榜,被委派到成都做教育官。后找理由告老归乡,以著书培育后学为己任。吴与弼清苦自立、甘于淡泊的精神深深地影响、感染了陈白沙。陈白沙将这种精神作为白沙学派的基本精神,创造性地发展了“自然之乐”的“真乐” 境界。可见,吴与弼耕读教育思想对弟子的影响主要归结为如下几方面:
第一,为崇仁学派弟子进行儒家思想的系统传授,为日后弟子创立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。
第二,对崇仁学派弟子为学精神和为学工夫的启发,为日后发展打开了指路明灯。
第三,吴与弼耕、读、教三为一体的生活模式,为崇仁学派弟子提供了可效仿的典范。崇仁学派弟子从师还乡之后,多数象与弼先生一样,都不积极参加科举考试,反而选择当一名当地教师,过着边耕边读的生活。这表明,这种生活模式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。

参考文献
1.黄宗羲.明儒学案•崇仁学案[M].沈芝盈点校.中华书局
2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八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3.黄宗羲.明儒学案•崇仁学案[M].沈芝盈点校.中华书局
4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二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5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十一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6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八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7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八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8.杨鑫辉 李才栋主编.江西古代教育家评传[M.]江西教育出版社,1995
9. 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八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10.沈佳.明儒言行录[A]卷3.钦定四库全书[M]史部
11. 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八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12.邓子纲.儒家耕读传家思想的伦理审视[D]:(硕士学位论文).湖南师范大学.2005,4
13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十一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14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十一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15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八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16.吴与弼.康斋集[A]卷八.四库全书[M](集部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
作者简介:付忠莲 女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硕士研究生在读 3300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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